在西班牙文学史上，“黄金世纪”一词始见于十八世纪中叶，这是针对意大利和法国编年史上类似的说法而提出的：前者把利奥十世时期称为“黄金时期”，后者则把路易十四时期称作“黄金世纪”或“伟大的世纪”。至于它的时间概念是逐渐才明确起来的。目前，人们一般把1500（卡洛斯五世诞生）至1681年这段时间称作西班牙文学的“黄金世纪”。
“黄金世纪”的诗歌创作可以分为两个时期：文艺复兴时期和巴罗克时期。文艺复兴时期以卡斯蒂耶霍（1492？－1550）和博斯坎（1490－1542）为开端。他们一方面继承了古代诗歌尤其是《歌谣总集》的传统，另一方面却又有所创新。特别是博斯坎，他和加尔西拉索·德·拉·维加（1501？－1536）一起，将意大利的十一音节诗歌引入西班牙诗坛。他曾创作了一部彼特拉克式的集子，其作品全是意大利化的十四行诗和歌谣。卡斯蒂耶霍在表面上虽然反对这种“离经叛道”，但他所作的“瘸腿歌谣”却具有地道的文艺复兴时期的特征，一点也不比博斯坎的诗歌逊色。当然，对西班牙诗坛作出革命性贡献的要数加尔西拉索·德·拉·维加。他终于突破了西班牙古老的诗歌传统，发现了新的经典的意大利的音韵。维加的诗作并不多，总共不过40首十四行诗、四首歌谣、一首贺拉斯体的颂歌、两首古典哀歌、一首书信体诗歌以及三首极富特色的牧歌。维加的十四行诗尽管都是情诗，却为整个“黄金世纪”提供了多种多样的楷模。他的那首颂歌（ODA），由于诗节短小而叫做里拉（lira），对后来的莱昂和梅德拉诺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而三行为一节的书信体和哀歌在埃雷拉、洛佩和安德拉达的作品中得到了发展。至于他的牧歌，应当说尚无人能够超越，它不仅对诗歌，而且对田园小说也有着很大的影响。倘若没有维加，或许连贡戈拉和塞万提斯的作品都不会是现在的样子。在博斯坎和维加的追随者中，后来出现了萨拉曼卡和塞维利亚两派。分别以路易斯·德·莱昂（1527－1591）和费尔南多·德·埃雷拉（1534－1597）为代表。前者在语义的拉丁化方面继承了加尔西拉索的传统，不过他表达的不是世俗的精神，而是一种柏拉图和基督教的人文主义，这是西班牙文艺复兴时期特有的精神冲突。诚然，莱昂的诗歌创作与他的生活经历是分不开的：萨拉曼卡的宗教使命和巴亚多利的铁窗生涯都在他的诗中留下了鲜明的痕迹。萨拉曼卡派的诗人还有弗朗西斯科·德·阿尔达纳、弗朗西斯科·德·拉·托雷、弗朗西斯科·梅德拉诺等。与萨拉曼卡派相比，塞维利亚派则更注重形式的完美和辞藻的华丽，这可能与当地深厚的文化基础有关。就埃雷拉而言，他的创作灵感来自赫尔维斯伯爵夫人，他的许多诗作都是献给这位高傲的女性的。塞维利亚派的其他诗人有巴尔塔萨尔·德尔·阿尔卡萨尔（1530－1606）、弗朗西斯科·德·里奥哈（l583－1659）和罗德里戈·卡罗（1573－1647）等。此外，在这个时期还有一位与维加和莱昂齐名的诗人：胡安·德·叶佩斯即圣胡安·德·拉·克鲁斯（1542－1591），他及其教友圣黛雷莎·德·赫苏斯（1515－1582）是西班牙神秘主义诗人的杰出代表。
巴罗克时期的诗歌是非常丰富的，许多诗人和诗作，就连西班牙本国的学者也未作深入的研究，我们就更难免挂一漏万了。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个时期的三位最伟大的诗人是路易斯·德·贡戈拉（1562－1627）、洛佩·德·维加（1562－1635）和弗朗西斯科·德·克维多（1580－1645）。就这三位诗人而言，评论家们认为洛佩的巴罗克风格是最平和的。他在创作传统诗歌的过程中对谣曲进行了革新，对音乐小品进行模仿，从而发展了加尔西拉索的经典中的感情色彩，并在自然风趣的变化中注入了自身经历的因素。他的十四行诗内容丰富、仪态万千。他的宗教诗具有布道的意味，很像民间的祈祷。他那些富于哲理性的谣曲写得非常出色，颇有谚语的风采。在洛佩的作品中，无论是情诗还是宗教诗，都有一种特殊的柔情。他的作品的数量和多样性是世所罕见的，难怪塞万提斯称他为“造化之精灵”。与洛佩不同的是，另外两位巴罗克大师都更加具有独特的个性。贡戈拉将文艺复兴时期的经典发展到了极至，以至于使他自己的诗歌形成了一个全新的流派。
克维多对贡戈拉的新诗歌持强烈反对的态度，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他对加尔西拉索则给予极高的评价，并且还亲自发表莱昂和托雷的作品，以此和贡戈拉抗衡。其实克维多本人的诗歌与他所推崇的经典作品却很少相似之处：他的巴罗克风格一点也不比贡戈拉逊色，不过是表现形式不同而已。后来人们将这两种对立的风格概括为“夸饰派”和“警句派”。在文学论争中，这两位诗人是针锋相对、势不两立的，可以说达到了“有你没我，有我没你”的地步，但如果从他们的诗歌作品上看，应该说他们是相辅相成的，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应该说这两种风格是巴罗克诗歌的共同特征。当然，贡戈拉和克维多的诗歌的确是有根本区别的，不过这两种区别主要体现在他们对待道德、神学和形而上的态度方面：贡戈拉的诗歌比加尔西拉索的更加世俗化，甚至有些唯物质主义，而克维多的诗歌则体现了一种基督徒的、几乎是乌纳穆诺式的苦闷的激情。时代、死亡、普遍的腐败和神圣的非正义使克维多的诗歌具有一种令人触目惊心的神韵，而贡戈拉则用高雅的技巧将他唯物质主义的诗歌雕琢得完美无缺。如果说克维多在他的诗歌中表现了爱情的觉醒与苦闷，贡戈拉表现的则是生理享受的心安理得。只有在丰富的色彩方面，二人不时有不谋而合之处；在辛辣的讽刺与嘲弄方面，二人有异曲同工之美。
